本报讯：野生动物“禁食令”出台后，广东省龟鳖养殖行业协会、湖南省龟鳖产业协会等近日在网上发文呼吁，恳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三思，勿将龟鳖列入禁食行列，否则会伤及大量相关养殖农户。

　　受此轮疫情影响，“禁野”的社会共识进一步提升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“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”的决定。但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指出的那样“正确理解全面禁食野生动物”，需要把握好界限。

　　不过，禁与放的界限模糊之处在于，诸如中华鳖等野生动物虽也算得上“人工养殖利用时间长、技术成熟，人民群众已广泛接受，所形成的产值、从业人员具有一定规模”，但目前并未被列入畜牧法规定的“畜禽遗传资源目录”之中。

　　深圳立法跟进，原本是对这种模糊界限的明确，其初衷值得肯定。但养殖类龟鳖是否该禁食，确实还需全面考虑，加以妥善权衡。一如多地龟鳖产业协会发起的呼吁所示，龟鳖养殖在很多地方已成支柱产业，是一些地方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，有些还属特色扶贫项目。而且，龟鳖的食用在社会已有较高的民众接受度。若“一刀切”禁止，其影响不容低估，相关决策确应进一步“打捞”更多意见，体现社会观念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。

　　其实，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此前也表示，目前正在协商、调整完善相关的目录和配套规定，进一步明确禁食范围。在此之前，各地不妨暂缓立法禁野的扩大化，对“野生”概念精准把握。比如，法律层面收紧，执法层面更应有针对性的优化。像龟鳖养殖可以考虑“放行”，但同时也得强化相应的食品检疫标准执行，并对非养殖的野生动物交易加大查处力度。

　　这是全面“禁野”必不可少的配套支持，也是精细化治理的内在要求——既最大程度确保治理效率，又避免可能造成的误伤。

　　另外，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醒的，新的禁野规定可能会给部分饲养动物的农户带来一些经济损失，有关地方政府应当支持、指导、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、转变生产经营活动，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。